国企改革：理论之争，还是模式之辩？ ——代前言兼论郎顾之争的社会后果
           

        （此篇收录于我公司总经理付廷席先生即将出版的新作《求 解 世 纪 难 题——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模式的实证研究与探索》。）
      
      
      一、十五年探索与多重视角
      
         
      很早就有写点东西的想法了，特别是关于国企改革方面的。不仅仅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国有企业体制之乱的感受者、体制变革的呼唤者、变革方案的设计者、客观中立的推动者，也不仅仅因为有点价值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过时，也不仅仅正在从事的咨询职业还要不断地呼唤社会关于国企改革、关于员工持股、关于企业家价值的尊重与保护、关于社会稳定与国企改革的互动局面的达成路径的研究，也不仅仅是完成中国农村改革模式的发现与推动者郭崇毅先生的遗愿与期待。。。。。。还有一种情怀，一直不敢泯灭：在许多家乡人看来，我曾经是因为为国企改革鼓与呼，不被体制所容，而远走他乡，无论是就高枝还是谋生路，我的奋起或堕落，成功或者失败，似乎都是折射着某种社会力量的消长。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你可以明哲保身，可以自扫门前雪，可以不损人而只利己，可以老婆孩子热炕头，也可以过着都市流俗而快乐的小康生活，然而，当你的身上凝结着一些人、一类人、甚至社会某一类异动力量时，你无法也不应该关闭自己的社会感应装置，过起自己的或快乐、或麻木的个人偷着乐的生活。。。。。。
      也许这是没有沉沦的重要理由之一，我在主流的或者是体制内的求索与突围，无法取得个人满意成就时，没有选择市场比较成熟、也比较符合个人特长的律师职业，而是继续沿着没有做完的梦想之路，——希望能为企业、特别是国企那些有才华、有远见的企业家构筑一个圆梦的舞台，选择远没有发育成熟的咨询业，只凭借兴趣就毅然决然地走下去，尽管走得很艰难，一走就是五年，而且还没有到岸到边的时候。。。。。。。。。。
      面对无数次共同创业者的纷纷铩羽，我也无数次的告诫自己，财富只是衡量个人成就的一个尺度，价值才是衡量成功的首要标准；不求个人财富最大化，但求个人社会价值最广化；尽管在物欲横流、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南方或者北方，我的这种自我解脱，有点自我麻醉，但我认为这是自己的真正的也是真诚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心态调适的自我满意，我战胜了一次又一次信念危机，事业危机，特别是当我的公司有幸成为国内绝无仅有的连续四年深度介入国企变革（合作三年完成体制再造，实现销售增长15倍的业绩），全面实现本人当年未竟之理想时，更感觉个人选择之路的社会价值。在为社会与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坚定了自己理念与信念，十多年关于国企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追求，初步实现了自定的成功观与幸福观——物质生活无忧，精神高度自由，身心内外平衡。
      
      
      二、郎咸平到底帮助了谁？
      
      也许出于事业推力与企业发展引力拉动，渐渐堕入做企业、甚至做生意的务实氛围中，有点无力也无心自拔时，郎咸平，一个生长在台湾，学习在西方，工作在香港，几乎完全不曾感受大陆的国家所有制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体制氛围的学者，关于国企改革的振臂一呼，一个原本早就解决的问题，竟然在国企改革的20年后，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起初不以为然，然而思考下去，争论下去，舆论导向与社会发展趋势，似乎都有点失控，这将是一场可能无法取得多赢，甚至可能要导致多输的争论，一个自命为弱者代言人，
      自命为国企改革受损害者鸣不平的一介儒生，在广泛争夺到媒体和网络眼球的同时，在博得无数愤青和被国企改革边缘化的群体喝彩的一篇狂热背后，可能同样也获博得国企改革既得利益者的暗中窃喜与感谢，因为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混沌的中间状态：无论改与不改，处于国企资源支配者的既得利益阶层都将是最大受益者，而且是改革越推迟，越放缓，甚至越争论，这些人的获利机会就会更大，因此，凭着多年对国企改革过程艰难的研究和感受，郎咸平将会是另一种以保护老百姓利益为借口，进而真正让计划体制与公有制既得利益者真正受益的偷天大盗，一个以反腐之名来混淆视听、以维护公正之名来暗中助长腐败，进而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代言人，以满腔爱国忧民和公正客观的学者身份出现，更具有莫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看到网上几乎一边倒的叫好声、崇拜声，作为一个仅20年关注和研究国企改革的咨询专家，几乎可以肯定的预言：无论善良的老百姓对他如何崇敬与顶礼膜拜，最终郎咸平将会同那些既得利益者一样，通过妖魔化国企改革，达到了既损害职工利益，又损害国家利益的目的。
      这将是一个可能把国企改革带入死胡同的迷人陷阱！
      以后的国企改革实践和结果无不证明了这一判断：几乎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工作都停止下来，所有反对改革的声音都汇聚一起，理性与非理性，当事者与旁观者，受益与受损者，抑或是什么都不沾边的人，都在为这场经过精心策划的社会焦点问题开展辩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28年后，突然走入了前所未有的迷宫。。。。。。
      一个置身世外、并没有设身处地感受国情与体制之困的海外经济学家，为了个人的名利（发起者本人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公开承认的发起动机之所在），巧妙地抓住社会矛盾的热点，经过精心设计的媒体运作，引发了一场持续达两年之久的全社会的争论：理性与非理性交织，政治过失与经济政策交互影响，谁都可以骂一顿，而不负责任，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将可能演绎为一种可怕的结局——那就是社会被体制腐败所剥削与损害的边缘阶层和受害者，与某一类被边缘化的社会精英的反叛意识合流，裹挟在一定理论指导和价值体系的包装下，仇腐心理与仇富心态杂糅，泥沙俱下，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泥石流，将20年来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累积的本来就很可怜的一点点成就，荡涤得一干二净！最终的结果，将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改革开放以来，凭借一代人生生不息的努力，已经逐步成为社会主角的企业家阶层，老板阶层，经理人阶层，毁坏的一蹋糊涂！——而这些人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要重点培育的中产阶级中坚力量，社会创新与财富的创造者！
      进一步说，郎顾之争，一个超出始作俑者意料之外的后果,那就是本来就犹疑不定的国企改革，再走回头路或停滞不前，那些凭借个人奋斗而跻身国企高管层的经理人将会对国企未来失去耐心，对市场竞争也失去信心，在经济全球化和外资四面包围之中，国有企业将会面临人才两空的结局！
      尽管许多政策出台，明确肯定了国企改革方向，尽管国家许多宏观调控政策，并非指向这一阶层，尽管郎顾之争前后所发生的对企业家的肉体残害未必受此鼓动，尽管十多年来1200多名企业家的自杀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尽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人为追求财富与梦想投身企业甚至铤而走险，不可否认，中国企业家、老板、经理人，他们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或多或少因为这次争论，出人意外而又情理之中的成为城门失火时的池中之鱼。
      这也许成为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少有的只有少数人受益，而多数人受损的一场争论，甚至是一场损人又不利己的争论，因为它所讨论的国企产权出让为主题的改革，在很大层面上已经接近尾声，既不同于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超前的政治勇气，多少都有一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也不同于十多年前国企产权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因为那场争论的发起者恰恰成为促成社会思想冲破桎梏的反向推动力；甚至这场争论的价值，也不同于大约同期的中国在引进外资时的拉美化之忧，因为毕竟唤起来对本土企业和企业家公平意识和政策的重视。。。。。。。。
      然而，如果论其杀伤力，无疑这将是一场蔓延下去有可能引起社会甚至政治动荡的导火索，社会反腐败的政治诉求，借助专家精英义正词严、井井有条的振背高呼，各种失衡的利益群体，被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边缘化的弱势人群，都将可能走到一起，找到火山岩将迸发口。。。。。。。
      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与社会责任，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时代，似乎更加空前而清晰的体现出来。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偶尔也会借助一些事件发表一下个人看法，来借机提升一点个人知名度，然而，在事关社会稳定、事关社会某一类甚至几类创新主体人群的合法权益问题上，个人利欲需求再大、出名的欲望再高，似乎也不该导演“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剧，当一个社会整体出现返祖现象时，绝对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一两个先知先觉来指点人类的迷津。
      
      
      三、让国企改革自主权回归利益主体
      
      这场争论，是多年国企改革只走精英设计路线、官方全盘操控、忽视职工参与、颠倒改革主体的必然反映。这也是我多年所反对的，并在实践中去努力纠正并初见成效的。
      国企改革既不应当依赖少数精英闭门造车的设计，更不应受少数欺世盗名者的蛊惑，混淆视听，应该尊重广大国企职工的首创精神，尊重一线国企实践者的价值和贡献，承认国企资产形成的历史背景，在保障国家（应是国有资本及其国有资产历史贡献者的代表）、企业、经营者、职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平的前提下，更多的达成合作性均衡，才能走出多赢之路。
      也许个人人微言轻，怕那些已经声名显赫的大师说我们无名小辈借攻击大师以提高自己名声，同时也看到毕竟有无数清醒而又理性的专家看到这场争论背后的动机所在与演化趋向，他们的睿智已经从理论上驳斥了朗大师的惊骇世俗的高见。
      然而闲暇之时，系统回顾十多年来本人作为一介草民，一个还有那么一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小知识分子（无论何时都不敢以大师甚至专家自居，更不敢以什么什么“第一人”自谓——不得不佩服人家市场经济社会个人价值观的不古与张扬），十几年来，伴随国企改革走过的全部历程，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在体制外，无论是身临其境，还是置身事外，无论是参与设计、主持操刀，还是置身漩涡，刀光剑影，深受其害，恰恰从不同的侧面回答了郎大师对国企改革取向的武断而浅薄的判断，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希望让人们看到，到底是什么在
      贻害我们的社会，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改革的和应该保护的，为什么国企改革20多年走不出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局面，无法取得多赢的格局。当然，也有个人作为咨询师，如何让个人角色与宏观政策、客户需求、企业家境遇形成和谐的心灵共振，获得咨询效果，其中也有切身感受。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二十多年来反映国企微观层面探索改革路径的参照物；能够成为咨询从业者开展国企咨询的参考书；能够成为更多的被不正确国企改革损害与剥夺合法利益者的减压阀；能够成为未来国企改革末班车的搭乘者选择模式的指南针。
      关于文体，似乎非驴非马，本着只要言之有物，咋办都行。
      当然，也希望能成为被大师们误导的国企改革反对者的案头消遣时日的堆头资料，无论是赞是弹，嬉笑怒骂。